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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恩难忘******

　　刘末利

　　1960年，对于当下，已是十分遥远。对于我，那时从学校毕业，加入中新社大家庭的情景，还是如此清晰在目。那时的我，即使与同时进中新社的同学相比，也显得非常稚嫩。我的第一个工作岗位是在专稿部通讯组。资深同事们对我关爱有加，社领导、部门领导对我的点滴表现，都给予鼓励、赞许。

　　记得1961年的春天，我奉命出差，地点是天津市区。组内资深记者张益常陪我同行，她侧重采访天津郊区。这样的安排体现了良苦用心。当时兼部主任的副社长王纪元说过：“要是刘末利一个人出门，还分不清东南西北呢。”

　　几十年来，这个“评语”一直牢记在心。1963年初，我奉调至上海记者站。第二年的春天，浙江省侨务工作会议在杭州召开。总社指定我前往采访是次会议。第一次采访大型会议，我毫无把握。到了杭州，得知张帆社长也将应邀赴会，更使我忐忑不安，心想千万不能在社领导面前“出洋相”。张帆社长抵达杭州后，抽空了解了我的采访计划。他当即给我出题目，约请与会的杭州、宁波、温州等市侨务部门负责人座谈，他也参加。社长手把手的指导，真是十分难得的学习机会。一切安排妥当，座谈就在晚上。趁那天下午休会，常驻杭州的摄影记者沈鸣陪张帆社长游虎跑，我也随行。我们在虎跑山上喝茶、聊天。后又驱车前往梅家坞，品尝龙井新茶。我倒是先把握了这个“机会”，享受龙井的美妙，一杯接一杯，忘乎所以。返程途中，自我感觉不妙——晕车了。回到宾馆，免去晚饭还不行。待到座谈会即将开始，与会者陆续到达。我却因胃里“翻江倒海”，忍不住奔进卫生间一阵呕吐。多少年来，无论我怎样努力，也想不起那次座谈的主题以及写稿过程，永远记得的是张帆社长曾经说过：“你这种身体，怎么当记者呀！”

　　这个“洋相”出得够可以的了。晕车固然是因为“内耳前庭平衡感受器受运动刺激而影响神经中枢的症状”，算不上疾病，但对一个记者确实很麻烦。“杭州事件”使我明白必须与那个平衡感受器“对着干”。后来，我因采访而海、陆、空都“晕”过了。印象最深的是上世纪80年代前期，上海决定恢复经过台湾海峡的上海至福州航班，我参加首航采访。事先我一心要在船上“现场采访”。没料到船刚出吴淞口，我就晕得躺倒了。眼看完成任务有难，幸好一位同行大力支持。他根据我的要求在旅客中物色采访对象，再陪着我前去。我就在“采访—躺下—再采访—再躺下”的节奏中完成“首航”。

　　岁月流逝。时至上世纪70年代末，终于盼来中新社恢复建制。我从上海某出版社回归中新社。1979年初，上海分社“开张”，包括分社负责人，人员只有七八个，我包揽了上海全部的经济报道工作。那时国家进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时期。上海曾经是远东经济发达的大城市，又是全国工业基地；在执行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对外开放的方针中，自有许多符合经济规律的创新之举。何况还有引进30万吨乙烯工程的上海石油化工总厂、以进口矿砂为原料的宝山钢铁总厂正在加紧建设。在这样的背景下，上海分社的经济报道应该做得有声有色，实际上却是将近3年没有达到总社的要求。上海分社“经济报道没做好”，使我承受巨大压力。我感到迷惘，无所适从。某年，总编室主任徐曰琮来上海分社。我不知道他此行的“任务”。但是他私下对我说，上海分社经济报道没有做好，责任不在于我，我已经尽职了。此话使我得到极大宽慰。1982年春，当时的副社长王士谷率总社新闻部、专稿部及广东、福建等分社的各路精英云集上海，召开经济报道工作会议。会议下达了总社对经济报道的方针和思路，交流了经济采编的经验。会下有关部门领导对我更有针对性地点拨和指导，特别鼓励我要敢于采访重大题材。于我，真是醍醐灌顶！总社领导在多年没有做好经济报道的上海分社召开经济工作会议，目的明确，效果显见。我走出了“中新社是新华社的补充”、“上海分社以报道侨务、文艺、体育等‘三宝’为主”等中新社初创时期办社和报道思想的局限，在报道思想和业务能力上都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也是在1982年，总社召开专稿工作会议，明确了“面向中间，反映现实”的专稿工作新方针。这是针对国内外形势的变化，针对海外读者迫切希望了解中国新时期政治、经济新动向而拟定的。其时香港《明报》、《快报》等常见署名“宗涓”的专电，评述中国时政。文笔挥洒自如，读得我如痴如醉，不胜钦羡。我本专稿部出身，于是学样“跟进”。专稿部负责人时来电话，给我鼓励。1984年底，我赴总社参加工作会议期间，还当面请教，受益匪浅，为我此后坚持专稿写作打下基础。上述时期，除了总社和相关部门领导之外，我的多位老同事，也给我莫大支持和鼓励，他们是我的益友，更是良师。我永远感谢他们。挂一漏万，在此不一一列举姓名了。

　　1984年底，各地方分社换班。总社委任我为上海分社采编主任。我毫无思想准备，心中茫然。刚卸任的上海分社社长姚凡对我关心又支持。他“面授机宜”道：不要脱离采编第一线。一来采编业务是我的“强项”；二来只有身在“第一线”才能指挥和组织分社的采编活动。后来，我一直按照他提示的原则去做。虽然辛苦，于我个人、于分社都足见成果，毋庸多言。

　　在中新社40年一路跋涉之中，得到多位领导、资深同事们的培养、帮助，十分难得；唯有满怀感激，永远念叨：“师恩难忘”！

　　(历史资料)

北京两会进行时经济话题热，委员有话说******

　　北京两会：经济话题热委员有话说

　　【《中国新闻报》记者刘军报道】后疫情时代，中小微企业如何纾困？古都北京如何发展现代农业？北交所开市一年后如何进一步做大做强？正在召开的北京市政协十四届一次会议上，北京民建会员认真履职尽责，围绕经济热点话题积极建言献策。

郭田勇北京市政协委员、民建北京市委副主委，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教授

　　北交所如何更上一层楼？提高独立性

　　北交所开市一年多来，实现良好开局，但也暴露出一些问题。刚刚发布的2023年北京市政府工作报告提到，今后五年支持北交所扩大交易规模。北交所如何更上一层楼？北京市政协委员、民建北京市委副主委，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教授郭田勇支招，可以从多方面提升北交所的独立性入手。

　　目前，包括上交所和深交所在内的全球主要交易所多数采用公司制的组织形式，而北交所是我国第一家公司制证券交易所，在郭田勇看来，北交所若想做大做强，要充分发挥其公司制的优势。一方面，北交所可以在公司股权结构和治理结构上提高独立性，引入战略投资者，比如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等实力强、经验丰富的机构，借鉴港交所、纳斯达克等交易所先进经验，在公司治理层面提高北交所的独立性、创新能力、市场竞争力。

　　另一方面，郭田勇建议，北交所可以在管理团队上提高独立性，尽量通过市场化招聘吸纳高水平专业人才，降低管理团队中由政府机构直接安排的人员占比，通过薪酬激励和股权激励等措施激发管理团队的独立性、创新性、服务性、能动性。

　　此外，在郭田勇看来，北交所和新三板的关联性密切，缺少独立性，也成为制约其发展的因素之一。新三板中原有的精选层公司全部转移到北交所，此种做法会产生上市公司和交易所双向选择错配问题，一方面新三板公司无法自由选择北交所、上交所、深交所上市，另一方面三大交易所也无法自由吸引有上市意愿的公司。针对这一问题，他建议拓宽北交所上市企业来源，在全国范围内筛选优质企业，不局限于新三板企业；此外，北交所也可增设国际板，以吸引中概股回归以及境外优质企业来国内上市。

马春秀北京市政协委员、民建北京市委常委、密云区副区长

　　如何发展现代农业？升级打造农业“中关村”

　　“作为一个超大城市，北京的特点是大城市小农业、大京郊小城区。农业产业发展过程中，存在着资源分散、土地有限、产业布局不合理、生态附加值低等短板，农业产业到底应该向哪个方向发展？”

　　北京市政协十四届一次会议期间，北京市政协委员、民建北京市委常委、密云区副区长马春秀向记者介绍，她此次携《关于升级打造北京农业“中关村” 构建“1＋N＋X”农业产业园区发展格局的建议》上会，围绕北京农业产业的高质量发展积极建言献策。

　　马春秀建议，将平谷农业“中关村”升级为北京农业“中关村”，纳入市级管理，在原有功能基础上，增加统筹农业企业、农业产业园区、科创团队等内容。“平谷农业中关村毕竟还是在一个区域，如果把它升级成北京农业中关村，就可以整合北京所有的园区进行统筹打造。”

　　目前，北京市已有9家现代农业产业园开展创建工作，包括房山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密云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和7个市级农业产业园；有19家国家级“星创天地”；还有北京国家现代农业科技城，及其辐射的顺义园、昌平园、通州园、延庆园。马春秀建议，对全市各类农业园区、基地进行全面梳理整合，以北京农业“中关村”为统领，探索挂靠、委托等模式，实现全市园区统一管理、协调联动，构建现代都市农业圈。

　　此外，北京市汇聚了一大批具备相当规模的农业企业，培育了“三元”“鹏程”“天安”和“正大”等一批知名品牌。马春秀建议，要充分发挥北京农业“中关村”“1＋N”园区承载功能，广泛聚集吸纳农业企业入驻。北京拥有一批实力雄厚的农业科研院所，这是发展农业产业得天独厚的优势，也将为龙头企业提供智力支撑。

　　此外，目前北京农业产业的知名品牌大多是做产品起家，生态绿色农业、观光休闲农业还比较薄弱。“今后应着眼于农业与旅游业结合，提高农产品的附加值，全产业链提升北京农业竞争力。”

顾慈阳北京市政协委员、民建门头沟区工委主委、门头沟区政协副主席、区科协主席

　　如何让民企更敢闯？容错机制是关键

　　1月15日，北京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开幕，代市长殷勇作政府工作报告。报告指出要“大力提振市场信心”，“让国企敢干、民企敢闯、外企敢投。”如何让民企敢闯？在北京市政协委员、民建门头沟区工委主委、门头沟区政协副主席、区科协主席顾慈阳看来，建立创新创业的容错机制是关键。

　　顾慈阳此次带着《关于借鉴硅谷经验推动首都创新创业平台建设的提案》上会，他认为，严格追究企业经营失败者以及政府资助项目决策失误者的责任，会严重影响创业者的热情。“中国人的传统理念是向往成功，但是投资的失败几率很高，尤其是青年人首次投资。我们的社会对这些人不够宽容，这个问题亟待解决。”顾慈阳表示，很多小微企业主只能用房子或其他个人资产抵押才能取得贷款，一旦经营失败就会倾家荡产，命名创办的是有限责任公司，却要承担无限的连带责任。“这样的风险可以采取贷款信用保险来化解”。

　　去年11月，顾慈阳参加了由中共北京市委组织部和市科协共同举办的“提升科技创新素养能力”线上出国(境)专题培训班，授课教师既有斯坦福、旧金山大学等名校的教授，又有谷歌、特斯拉等名企的资深科学家；既有硅谷市政府官员，又有从事投资、孵化、平台建设、人才选育等方面的实战专家，令顾慈阳眼界大开。课上提到一句美国谚语“Never fail to fail”，给顾慈阳留下了深刻印象：“一定先有失败经历，才会有成功。” 容错机制保护的不仅是民营企业家，还有发改委、科委、开发区等政府工作人员，“在项目资助、引进和推动产业发展等方面，允许他们在一定范围内出现错误。”

　　此外，顾慈阳还建议在大学开设高质量的创新创业课程，聘请具有开创精神的企业家或者硅谷的成功创业者担任授课教师，指导有潜质的创业者，激发大学生尤其是硕士、博士生创新创业的热情、敢闯敢干的精神。

黄轶北京市政协委员、北京民建会员、美臣投资董事长

　　企业“病”怎么治？“企业医院”开良方

　　“人生病了要去医院，企业碰到困难该怎么办？有没有专业化、市场化的服务平台为它们纾困？”北京市政协十四届一次会议期间，北京市政协委员、北京民建会员、美臣投资董事长黄轶向记者抛出这样的问题。

　　今年北京两会，黄轶携《关于支持“企业医院”发展鼓励企业纾困市场化服务平台建设的提案》上会。疫情三年，一些企业元气大伤，面临着经营困难。“政府出台了很多对企业的扶持政策，比如减免税、延缓社保、减免房租，对企业帮助很大，但是不可能每次都通过政府的紧急措施来救助企业。”黄轶建议，支持“企业医院”发展，让更多的社会资本和专业化服务参与到企业发展中，针对困境企业纾困进行专业化辅导。

　　“缺资金，可以在这个平台上找到银行或相关机构来给你救助；需要法律援助，这个平台可以帮你对接专业的律所，化解经济纠纷；企业面临破产重组时，厂房、办公设备这些固定资产也可以在这个平台上提前交易，让资产最大化套现。”黄轶这样描述“企业医院”运行的前景。

　　黄轶建议，首先要系统梳理和评估北京市困境企业基本情况，然后要给更多的小微企业以喘息之机，提高扶持救助政策的靶向性。针对困难企业主要面临的关键问题，给予灵活低成本的支持；对因资金链断裂发生债务问题的企业，相关诉讼、执行案件暂缓执行。

　　此外，要对中介机构和平台在企业纾困中的专业服务，实行资金上的专门补贴和税收优惠，鼓励金融、咨询、法律、会计等专业机构积极参与企业纾困服务，提出困境企业筛选指标体系，构建困境企业财务指标模型。

　　作为民营企业经营者、北京民建会员，黄轶在过去几年的北京“两会”上多次为民营企业发声。从“为小微企业松绑注册地址限制”到“建立北京市个人破产保护条例，解除创业者后顾之忧”再到“推动企业医院发展”，黄轶的提案持续聚焦营商环境的优化、民营企业家信心的树立。“这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我们一直努力。”

　　(《中国新闻》报)

　　（文图：赵筱尘巫邓炎）

[责编：天天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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