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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的岳飞是怎样的？文武双全淡泊名利尽忠报国******

　　中新网北京1月29日电最近，电影《满江红》掀起了一波观影热潮。故事中，南宋绍兴年间，岳飞死后四年，秦桧率兵与金国会谈。

　　然而就在会谈前夜，金国使者死在宰相驻地，所携密信不翼而飞。小兵张大与亲兵营副统领孙均被裹挟进一场巨大阴谋之中，宰相秦桧命两人限一个时辰之内找到凶手。命运浮沉，小人物阴差阳错入局，故事就此展开。

　　随着电影热映，人们对南宋抗金名将岳飞以及著名词作《满江红》的讨论热度居高不下，河南省汤阴县岳飞纪念馆(又称汤阴岳飞庙)也火了。日前，岳飞纪念馆面向全国游客推出福利：“凡在岳飞纪念馆入门处熟练背诵《满江红》，即可免费游览。”

资料图：图为一名游客在岳飞纪念馆门前背诵《满江红》。靳晓晶摄

　　“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有人认为岳飞智勇双全，岳飞精神的核心是“精忠报国”。也有人认为，岳飞是个文化人，书法也不错。真实的岳飞，是怎样的？

　　文武双全的岳飞

　　少年时代的岳飞朴实稳重，不爱多说话，很喜欢读书。读书之余，他还拜师学习骑射等，论武艺“一县无敌”。

　　有资料显示，从20岁起，他参与指挥了很多次战斗。岳飞爱护士卒，治军严明，常常亲自监督士兵训练，遇事不徇私情。

　　每到一地，岳飞往往亲自率领十数骑巡逻，检查军纪执行情况。他体恤民众，如果出现践踏农田等情况，都会按军法秉公处置。

　　在岳飞的统帅下，“岳家军”形成了极强的战斗力，所向披靡。对此，金兵发出了“撼山易，撼岳家军难”的哀叹。

资料图：图为展出的《岳武穆王武艺要论》钱晨菲摄

　　据悉，岳家拳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由岳飞在无数征战中总结而成。此前，湖北省黄梅县岳氏家族在修复祖墓时发掘了《岳家拳法》，后再编命名为《岳武穆王武艺要论》。

　　岳飞十分好学，经常手不释卷。据记载，“其中心之所蕴，谋略之所施，往往见于表奏、题跋、吟咏之间。”

　　一首《满江红》抒发了万丈豪情：“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另外一首《小重山》则以细腻的笔触抒发了岳飞彼时的心境，感情真挚。

　　有说法称，他的书法师承苏体，水平很不错，旅途中还会自习小楷。

资料图：明人《岳飞像》轴。盛佳鹏摄

　　淡泊名利的一生

　　实际上，岳飞品格高尚，一直很受人尊敬。他平时生活俭朴、淡泊名利，严格教育自己的孩子，勉励儿子们要“自立勋劳”。

　　他对母亲十分孝顺。据说，当母亲生病的时候，岳飞会亲尝汤药，然后送到母亲床前，走路时都是轻手轻脚的，生怕打扰了母亲休息。

　　民间流传着很多关于岳飞的故事。比如人们熟悉的“岳母刺字”，故事中提到，岳母希望岳飞永远以报国为志，于是便在岳飞的背上用绣花针刺了“精忠报国”四个字。

　　不过，据记载，岳飞后背有“尽忠报国”四个字，深入肤理。有说法称，这四个字是后来才慢慢演变为“精忠报国”。

　　时光流逝，直到今天，人们依然尊敬岳飞，以各种不同形式纪念这位古代名将。(完)

师恩难忘******

　　刘末利

　　1960年，对于当下，已是十分遥远。对于我，那时从学校毕业，加入中新社大家庭的情景，还是如此清晰在目。那时的我，即使与同时进中新社的同学相比，也显得非常稚嫩。我的第一个工作岗位是在专稿部通讯组。资深同事们对我关爱有加，社领导、部门领导对我的点滴表现，都给予鼓励、赞许。

　　记得1961年的春天，我奉命出差，地点是天津市区。组内资深记者张益常陪我同行，她侧重采访天津郊区。这样的安排体现了良苦用心。当时兼部主任的副社长王纪元说过：“要是刘末利一个人出门，还分不清东南西北呢。”

　　几十年来，这个“评语”一直牢记在心。1963年初，我奉调至上海记者站。第二年的春天，浙江省侨务工作会议在杭州召开。总社指定我前往采访是次会议。第一次采访大型会议，我毫无把握。到了杭州，得知张帆社长也将应邀赴会，更使我忐忑不安，心想千万不能在社领导面前“出洋相”。张帆社长抵达杭州后，抽空了解了我的采访计划。他当即给我出题目，约请与会的杭州、宁波、温州等市侨务部门负责人座谈，他也参加。社长手把手的指导，真是十分难得的学习机会。一切安排妥当，座谈就在晚上。趁那天下午休会，常驻杭州的摄影记者沈鸣陪张帆社长游虎跑，我也随行。我们在虎跑山上喝茶、聊天。后又驱车前往梅家坞，品尝龙井新茶。我倒是先把握了这个“机会”，享受龙井的美妙，一杯接一杯，忘乎所以。返程途中，自我感觉不妙——晕车了。回到宾馆，免去晚饭还不行。待到座谈会即将开始，与会者陆续到达。我却因胃里“翻江倒海”，忍不住奔进卫生间一阵呕吐。多少年来，无论我怎样努力，也想不起那次座谈的主题以及写稿过程，永远记得的是张帆社长曾经说过：“你这种身体，怎么当记者呀！”

　　这个“洋相”出得够可以的了。晕车固然是因为“内耳前庭平衡感受器受运动刺激而影响神经中枢的症状”，算不上疾病，但对一个记者确实很麻烦。“杭州事件”使我明白必须与那个平衡感受器“对着干”。后来，我因采访而海、陆、空都“晕”过了。印象最深的是上世纪80年代前期，上海决定恢复经过台湾海峡的上海至福州航班，我参加首航采访。事先我一心要在船上“现场采访”。没料到船刚出吴淞口，我就晕得躺倒了。眼看完成任务有难，幸好一位同行大力支持。他根据我的要求在旅客中物色采访对象，再陪着我前去。我就在“采访—躺下—再采访—再躺下”的节奏中完成“首航”。

　　岁月流逝。时至上世纪70年代末，终于盼来中新社恢复建制。我从上海某出版社回归中新社。1979年初，上海分社“开张”，包括分社负责人，人员只有七八个，我包揽了上海全部的经济报道工作。那时国家进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时期。上海曾经是远东经济发达的大城市，又是全国工业基地；在执行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对外开放的方针中，自有许多符合经济规律的创新之举。何况还有引进30万吨乙烯工程的上海石油化工总厂、以进口矿砂为原料的宝山钢铁总厂正在加紧建设。在这样的背景下，上海分社的经济报道应该做得有声有色，实际上却是将近3年没有达到总社的要求。上海分社“经济报道没做好”，使我承受巨大压力。我感到迷惘，无所适从。某年，总编室主任徐曰琮来上海分社。我不知道他此行的“任务”。但是他私下对我说，上海分社经济报道没有做好，责任不在于我，我已经尽职了。此话使我得到极大宽慰。1982年春，当时的副社长王士谷率总社新闻部、专稿部及广东、福建等分社的各路精英云集上海，召开经济报道工作会议。会议下达了总社对经济报道的方针和思路，交流了经济采编的经验。会下有关部门领导对我更有针对性地点拨和指导，特别鼓励我要敢于采访重大题材。于我，真是醍醐灌顶！总社领导在多年没有做好经济报道的上海分社召开经济工作会议，目的明确，效果显见。我走出了“中新社是新华社的补充”、“上海分社以报道侨务、文艺、体育等‘三宝’为主”等中新社初创时期办社和报道思想的局限，在报道思想和业务能力上都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也是在1982年，总社召开专稿工作会议，明确了“面向中间，反映现实”的专稿工作新方针。这是针对国内外形势的变化，针对海外读者迫切希望了解中国新时期政治、经济新动向而拟定的。其时香港《明报》、《快报》等常见署名“宗涓”的专电，评述中国时政。文笔挥洒自如，读得我如痴如醉，不胜钦羡。我本专稿部出身，于是学样“跟进”。专稿部负责人时来电话，给我鼓励。1984年底，我赴总社参加工作会议期间，还当面请教，受益匪浅，为我此后坚持专稿写作打下基础。上述时期，除了总社和相关部门领导之外，我的多位老同事，也给我莫大支持和鼓励，他们是我的益友，更是良师。我永远感谢他们。挂一漏万，在此不一一列举姓名了。

　　1984年底，各地方分社换班。总社委任我为上海分社采编主任。我毫无思想准备，心中茫然。刚卸任的上海分社社长姚凡对我关心又支持。他“面授机宜”道：不要脱离采编第一线。一来采编业务是我的“强项”；二来只有身在“第一线”才能指挥和组织分社的采编活动。后来，我一直按照他提示的原则去做。虽然辛苦，于我个人、于分社都足见成果，毋庸多言。

　　在中新社40年一路跋涉之中，得到多位领导、资深同事们的培养、帮助，十分难得；唯有满怀感激，永远念叨：“师恩难忘”！

　　(历史资料)

　　（文图：赵筱尘巫邓炎）

[责编：天天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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