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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国前副总理披尼：我为什么关注中共二十大？******

　　(中共二十大·声音)泰国前副总理披尼：我为什么关注中共二十大？

　　中新社曼谷10月22日电 题：泰国前副总理披尼：我为什么关注中共二十大？

　　中新社记者 王国安

　　“中共二十大对中国今后的发展进行了战略谋划，相信未来的中国一定会越来越好。”泰国前副总理、泰中文化促进委员会主席披尼·扎禄颂巴日前在曼谷接受中新社记者专访时如是表示。

　　披尼说，近几天他一直关注中共二十大的会议进程，了解大会的相关信息。

　　“作为一个泰国人，我为什么会关注中共二十大？”披尼说，这首先是因为中国是一个有全球影响力的国家。中国已稳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也是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不仅拥有世界最大的制造业规模，而且在航天、信息技术、生物技术、人工智能、高铁等诸多领域都已进入国际领先行列。

　　他说，中国是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也是金砖国家、上海合作组织的重要成员，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中国在国际上维护公平正义，与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作斗争，同时，在全球助力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建设，为世界进步、繁荣作出积极贡献。”披尼说。

　　他认为，如今，许多国际事务都离不开中国的参与。

　　“其次，中共二十大是观察中国、了解中国的重要窗口。”披尼说，二十大提出的目标和任务，谋划的大政方略，将对中国和世界产生重大影响。

　　在披尼看来，中国共产党善于规划目标并最终实现目标。他说，百年来，中共以超强的智慧和勇气，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克服各种艰难险阻，实现了一个又一个目标，让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他特别指出，作为人口大国，中国解决了绝对贫困的问题，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这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

　　“如今的中国，高速公路、高铁、机场、港口四通八达，基础设施日益完善，人民收入不断提高，尤其是中国社会和谐稳定，在中国生活非常安全，老百姓的幸福指数甚至超过了许多发达国家，这在几十年前是难以想象的。”披尼说。

　　他认为，中共二十大具有世界意义。国际社会可以从中了解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以及中共将如何进一步增进国民福祉等。

　　此外，披尼注意到二十大报告重申中国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他表示，关注这次大会的重点之一，是希望泰中两国未来能够进一步加强合作。

　　他指出，中国是泰国最大的贸易伙伴。近年来，中国在泰投资规模保持泰国吸收外资的前三名，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到泰国投资，而泰国的水果等产品也大量出口中国。新冠疫情前，中国赴泰游客人数一年突破1000万人次，占赴泰外国游客的四分之一以上。泰中两国合作前景广阔。

　　披尼表示，泰中两国的合作基础牢固，两国是亲人一般的关系。作为泰中文化促进委员会主席，他希望两国除了加强经贸等领域合作外，更应重视人文、教育方面的合作，以文化为桥，促民心相通，让两国人民“亲上加亲”。(完)

师恩难忘******

　　刘末利

　　1960年，对于当下，已是十分遥远。对于我，那时从学校毕业，加入中新社大家庭的情景，还是如此清晰在目。那时的我，即使与同时进中新社的同学相比，也显得非常稚嫩。我的第一个工作岗位是在专稿部通讯组。资深同事们对我关爱有加，社领导、部门领导对我的点滴表现，都给予鼓励、赞许。

　　记得1961年的春天，我奉命出差，地点是天津市区。组内资深记者张益常陪我同行，她侧重采访天津郊区。这样的安排体现了良苦用心。当时兼部主任的副社长王纪元说过：“要是刘末利一个人出门，还分不清东南西北呢。”

　　几十年来，这个“评语”一直牢记在心。1963年初，我奉调至上海记者站。第二年的春天，浙江省侨务工作会议在杭州召开。总社指定我前往采访是次会议。第一次采访大型会议，我毫无把握。到了杭州，得知张帆社长也将应邀赴会，更使我忐忑不安，心想千万不能在社领导面前“出洋相”。张帆社长抵达杭州后，抽空了解了我的采访计划。他当即给我出题目，约请与会的杭州、宁波、温州等市侨务部门负责人座谈，他也参加。社长手把手的指导，真是十分难得的学习机会。一切安排妥当，座谈就在晚上。趁那天下午休会，常驻杭州的摄影记者沈鸣陪张帆社长游虎跑，我也随行。我们在虎跑山上喝茶、聊天。后又驱车前往梅家坞，品尝龙井新茶。我倒是先把握了这个“机会”，享受龙井的美妙，一杯接一杯，忘乎所以。返程途中，自我感觉不妙——晕车了。回到宾馆，免去晚饭还不行。待到座谈会即将开始，与会者陆续到达。我却因胃里“翻江倒海”，忍不住奔进卫生间一阵呕吐。多少年来，无论我怎样努力，也想不起那次座谈的主题以及写稿过程，永远记得的是张帆社长曾经说过：“你这种身体，怎么当记者呀！”

　　这个“洋相”出得够可以的了。晕车固然是因为“内耳前庭平衡感受器受运动刺激而影响神经中枢的症状”，算不上疾病，但对一个记者确实很麻烦。“杭州事件”使我明白必须与那个平衡感受器“对着干”。后来，我因采访而海、陆、空都“晕”过了。印象最深的是上世纪80年代前期，上海决定恢复经过台湾海峡的上海至福州航班，我参加首航采访。事先我一心要在船上“现场采访”。没料到船刚出吴淞口，我就晕得躺倒了。眼看完成任务有难，幸好一位同行大力支持。他根据我的要求在旅客中物色采访对象，再陪着我前去。我就在“采访—躺下—再采访—再躺下”的节奏中完成“首航”。

　　岁月流逝。时至上世纪70年代末，终于盼来中新社恢复建制。我从上海某出版社回归中新社。1979年初，上海分社“开张”，包括分社负责人，人员只有七八个，我包揽了上海全部的经济报道工作。那时国家进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时期。上海曾经是远东经济发达的大城市，又是全国工业基地；在执行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对外开放的方针中，自有许多符合经济规律的创新之举。何况还有引进30万吨乙烯工程的上海石油化工总厂、以进口矿砂为原料的宝山钢铁总厂正在加紧建设。在这样的背景下，上海分社的经济报道应该做得有声有色，实际上却是将近3年没有达到总社的要求。上海分社“经济报道没做好”，使我承受巨大压力。我感到迷惘，无所适从。某年，总编室主任徐曰琮来上海分社。我不知道他此行的“任务”。但是他私下对我说，上海分社经济报道没有做好，责任不在于我，我已经尽职了。此话使我得到极大宽慰。1982年春，当时的副社长王士谷率总社新闻部、专稿部及广东、福建等分社的各路精英云集上海，召开经济报道工作会议。会议下达了总社对经济报道的方针和思路，交流了经济采编的经验。会下有关部门领导对我更有针对性地点拨和指导，特别鼓励我要敢于采访重大题材。于我，真是醍醐灌顶！总社领导在多年没有做好经济报道的上海分社召开经济工作会议，目的明确，效果显见。我走出了“中新社是新华社的补充”、“上海分社以报道侨务、文艺、体育等‘三宝’为主”等中新社初创时期办社和报道思想的局限，在报道思想和业务能力上都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也是在1982年，总社召开专稿工作会议，明确了“面向中间，反映现实”的专稿工作新方针。这是针对国内外形势的变化，针对海外读者迫切希望了解中国新时期政治、经济新动向而拟定的。其时香港《明报》、《快报》等常见署名“宗涓”的专电，评述中国时政。文笔挥洒自如，读得我如痴如醉，不胜钦羡。我本专稿部出身，于是学样“跟进”。专稿部负责人时来电话，给我鼓励。1984年底，我赴总社参加工作会议期间，还当面请教，受益匪浅，为我此后坚持专稿写作打下基础。上述时期，除了总社和相关部门领导之外，我的多位老同事，也给我莫大支持和鼓励，他们是我的益友，更是良师。我永远感谢他们。挂一漏万，在此不一一列举姓名了。

　　1984年底，各地方分社换班。总社委任我为上海分社采编主任。我毫无思想准备，心中茫然。刚卸任的上海分社社长姚凡对我关心又支持。他“面授机宜”道：不要脱离采编第一线。一来采编业务是我的“强项”；二来只有身在“第一线”才能指挥和组织分社的采编活动。后来，我一直按照他提示的原则去做。虽然辛苦，于我个人、于分社都足见成果，毋庸多言。

　　在中新社40年一路跋涉之中，得到多位领导、资深同事们的培养、帮助，十分难得；唯有满怀感激，永远念叨：“师恩难忘”！

　　(历史资料)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