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短促,何以长存——《古诗十九首》的生命意象及深层意蕴******
作者:(周挥辉,系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毛军刚,系青年教师)
《古诗十九首》最早著录于南朝昭明太子萧统所编的《文选》,在跨越千年历史长河、经受风霜岁月洗礼后,沉淀为横纵古今、经久不衰的传世之作。正如钟嵘在《诗品》中发出感慨,“文温以丽,意悲而远,惊心动魄,可谓几乎一字千金”;刘勰也在《文心雕龙》中击节称赞,“直而不野,婉转附物,怊怅切情,实五言之冠冕也”;胡应麟更是在《诗薮》中为之倾倒,“兴象玲珑,意致深婉,真可以泣鬼神,动天地”。
其具体年代早已不可考,大体有东汉末年说、两汉说、建安说三种,当代比较一致的看法是东汉末年的桓、灵之际。当是时,秦汉第一帝国处于大厦将倾的边缘,四百年大乱世犹如挣脱牢笼的片羽,一种生命短促、世事无常的伤悲正在吹向人间。上承诗经楚辞,下启建安魏晋,浅浅寄言,深深道款,不作艰深之语,不写冷僻之词……一曲哀伤的咏叹调弥漫在十九首的字里行间,将离愁别恨、彷徨失意、情调低沉凝练在千余言中。
往事越千年,依稀可见汉末文人在字里行间流露出浓烈的生命意识。在普罗大众的印象中,轻生死、重荣辱似乎才是大汉四百年的浩荡世风。从田横五百士的义烈有节、以死相从,到飞将军李广的不堪折辱、引刀自尽,再到强项令董宣的义不受辱、以头击楹,滥觞于春秋、麇集于强汉的轻生尚义故事至今仍能撄动人心。临近两汉的尾声,十九首中飘荡的生命悲歌犹在思考,人生的意义是什么?生与死之间是什么关系?如何对待生存与死亡?
《古诗十九首》的生命意象
“意象”一词,当是“情意”和“物象”的结合,也是“主观”与“客观”的统一。《文心雕龙》将“意象”视为“此盖驭文之首术,谋篇之大端”,“意”为借助客观物象表达的主观情意,“象”是与主体发生情感关系的客观物象。具体而言,意象就是寓“意”之“象”,是用来寄托主观情思的客观物象,是客观形象与主观心灵融合成的带有某种意蕴与情调的东西,是客观物象经过创作主体独特的情感活动而创造出来的一种艺术形象。
回溯到上古先民生活时期,时人将四周随处可见的物体当作情感载体,来抒发自己的喜、怒、哀、乐、爱、恶、欲等情绪,并最终汇聚成我国的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诗经》中出现过的意象达到数百种之多,按照内容可以主要划分为鸟兽虫鱼等动物意象、草木蔬果等植物意象、山水云雨等自然意象、嗟叹鸣啭等声音意象,按照属性可以划分为装饰性意象、描述性意象、排比性意象、比喻性意象、扩张性意象。
具体到《古诗十九首》,其中涉及生命意象的篇目包括《青青陵上柏》《今日良宴会》《明月皎夜光》《冉冉孤生竹》《回车驾言迈》《东城高且长》《驱车上东门》《去者日以疏》《生年不满百》,囊括的诗句包括青青陵上柏、磊磊涧中石、奄忽若飚尘、促织鸣东壁、白露沾野草、秋蝉鸣树间、伤彼蕙兰花、将随秋草萎、人生非金石、秋草萋已绿、蟋蟀伤局促、年命如朝露、白杨何萧萧、松柏夹广路、寿无金石固、白杨多悲风。
首先,动物意象包括促织、秋蝉、蟋蟀。由于促织是蟋蟀的别名,本质上动物意象只有蟋蟀和秋蝉两类。其一,蟋蟀成虫在夏日,平时在野外,深秋进屋避寒,便意味着岁暮即将来临。《诗经·蟋蟀》中的“蟋蟀在堂,岁聿其逝”一句,是最早借秋虫蟋蟀来感叹人生短暂、时间易逝的诗歌。无论是“促织鸣东壁”还是“蟋蟀伤局促”,展现出的都是生命即将走向终结的秋日蟋蟀,表达的也都是对生命将尽的哀伤与无奈。其二,蝉的幼虫在夏季鸣叫不止并羽化为成虫,深秋以后声音渐小且逐渐死光。《离骚》中的“蟪蛄鸣兮啾啾,岁暮兮不自聊”一句,就以蝉声逐渐寂寥来表达岁月流逝、时光迟暮之感。《古诗十九首》中的“秋蝉鸣树间”,同其他意象一起共同表达了感叹、伤痛和悲哀等多种情绪。
其次,植物意象包括陵上柏、野草、蕙兰花、秋草、白杨、松柏等。按照草木属性的不同,大致可分为松、柏、杨等乔木植物,以及花、草等草本植物。其一,松、柏、杨都是古代墓地上常种的植物,正如春秋《含文嘉》曰:天子坟高三仞,树以松;诸侯半之,树以柏;大夫八尺,树以栾;士四尺,树以槐;庶人无坟,树以杨柳。松柏为天子诸侯墓地所植,四季常绿、寿命极长,象征万古长青、精神不死。白杨为黎民百姓墓地所植,虽不及松柏栾槐贵重,但寿命依旧可长达200年。《诗经》中的松、柏、杨通常以正面形象出现,《古诗十九首》将理想的长寿愿望与现实的短暂人生作对比,更加强化了生命短促、世事无常的伤悲。其二,无论是受人喜爱的蕙兰还是无人问津的小草,生长周期短则几日、长则不过一年。正在开放的蕙兰在不久后就要枯萎,萧瑟寒秋的野草即将迎来生命的结束,这些生命短暂的花草物象也成了诗人感慨四时变化、岁月匆匆的情感载体。
最后,自然意象包括涧中石、飚尘、白露、金石、朝露。按照物体属性的不同,大致可分为金、石等较为永恒的物质,以及尘、露等稍纵即逝的物质。其一,金石常用以比喻事物的坚固和刚强,如《楚辞·招魂》中的“十日代出,流金铄石些”及《荀子·劝学》的“锲而不舍,金石可镂”。有汉一代追求长生,相信生命会在死后世界绵延不绝,盛行事死如生、羽化登仙的丧葬观念。《古诗十九首》直接点明人寿难比金石,以表现对宇宙永恒与人生短暂的思考。其二,尘土因风而起旋聚旋散,露珠随太阳出现而蒸发,个体的存在受外界力量所控制,且存在之短更是片刻之事。《庄子》中的“得其所一而同焉,则四支百体将为尘垢”将生命所寄的身体看成尘垢,《九辩》中的“秋既先戒以白露兮,冬又申之以严霜”暗喻了生命的衰落,《薤露歌》中的“薤上露,何易晞”象征着生命的短暂,飚尘、白露、朝露等速朽物象共同表达出对节序如流、生命易逝的感叹。
草木、金石、虫鱼的深层意蕴
总体来看,《古诗十九首》对《诗经》《楚辞》有着明显的继承,主要出现了有关生命的两大意象群:一类是象征长寿、永恒的意象,用宇宙自然的永恒反衬个体生命的短暂,展现理想无限和现实有限这一矛盾;另一类是象征迟暮、速朽的意象,突出暗淡、萧条、寂寥、凄切的特点,表达悲凉、孤独、失意、惆怅的心情。岁月的短暂强烈地冲击着诗人的精神世界,让生者深知人生不可能像松柏般常青、金石般永固,更似花草般脆弱、尘露般易逝。既然形体死亡是人类必然的归宿,那么应该如何对待当下的人生呢?
对此,《古诗十九首》提出了两种思考:一是建功立业,例如“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无为守贫贱,轗轲长苦辛”;二是及时行乐,例如“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为乐当及时,何能待来兹”。大多数文人一方面都有转徙沟壑的经历和世身无常的感受,另一方面又有优于黔首的生活和高于常人的地位,这导致两种观念皆“托为一意,托为一物,托为一境以出之”。自此,后人也能从草木、金石、虫鱼等生命意象,一探东汉末中下层文人的生命意识,一究中国古代文学的渊源流变,一窥治世晚期末世前夕的社会变化。
从哲学视野来看,《古诗十九首》与个体的觉醒密切相关。人类文明早期通常与神灵有着紧密联系,华夏文明的诞生伊始也不例外。商周鼎革之际,周人反思“大邑商”被“小邦周”取代的原因,提出了“天命靡常,惟德是依”的观念,对殷商“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的传统进行了世俗化改造,以注重道德的礼乐文化取代了崇拜鬼神的巫觋文化。对上帝的虔诚,意味着殷人在主动消解自己的主体性;对天命的思考,意味着周人在精神上开始有了人的自觉。进入礼崩乐坏的春秋战国即“人类历史的轴心时代”,以孔子为首的儒家学派将礼乐制度的外在规范具象为人心固有的伦理纲常。进一步来讲,礼乐伦理由外部的道德律令变成了人的自觉追求,基本塑造了重今生轻来世、重人伦轻鬼神的中国文化倾向。当列国纷争走向天下一统,儒家同汉廷合作建立起适应大一统的世界观、历史观和道德观,并以和平颠覆的方式拥戴王莽上位从而达到了理想巅峰。不过乌托邦式的托古改制让儒生的愿望落空,自此东汉的士风又趋向利禄一途。即便东汉王朝试图用谶纬之说和今文经学收拾人心,但其愈发走向繁琐、僵化和荒诞的现实,让不少人试图从其他学说中找到处理社会危机的办法或解决个人心灵的问题。身处帝国大厦将倾、儒学逐渐衰微、价值标准失衡的时代,《古诗十九首》的作者群体一方面试图摆脱传统儒家思想的束缚,另一方面又未能找到新的精神寄托,只能从内心出发表达对功名富贵的追求以及及时行乐的愿望。不过从前文概述的长时段来看,这在中国历史上并非首次在精神上有了人的觉醒,无论是在群体自觉还是个体自觉方面。
从文学视野来看,《古诗十九首》与文学的自觉紧密关联。文学由作家、作品、世界、读者构成,包含文学主体、文学形式、文学观念和文学批评四个概念。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学史,无不经历了从自在到自觉再到多元的历史进程。中国文学的源头有神话说、劳动说、卜祝辞说等种种,不过中国古代诗歌的源头仅有两类:《诗经》的创作主体是贵族、农夫、妇女等群体,以现实主义方式创作,形式以四言诗为主;《楚辞》的创作主体是屈原、宋玉等个体,以浪漫主义方式创作,形式以骚体赋为主。也正是在历史的轴心时代,孔、孟、老、庄等人提出了“兴、观、群、怨”等一系列稍显粗糙的文艺思想和文学批评观念。两汉时期,两者在传承创新中分别发展为乐府诗和汉赋,乐府诗发展到成熟阶段即为五言体冠冕的《古诗十九首》。以《古诗十九首》为界划分两个文学时期:两汉涌现了一大批文学创作主体,发展出独到的文学形式,兼具伦理与审美两种文学观念,不过在官方儒学的主导下以“寓训勉于诗赋”为主;魏晋南北朝出现了更多成体系的文学选集和批评著作,在文学观念上也一定程度上摆脱了经学的束缚,倾向于单纯的文艺创作而非政治教化的工具。从文学的四个维度来看,中国古代文学的自觉应当早于魏晋南北朝,但在魏晋南北朝发展出令人不可忽视的重要特征。换言之,《古诗十九首》在文学形式上标志着从四言诗到五言诗的成熟,在文学观念上体现出政治教化向自由抒情的变化,可谓是魏晋南北朝文学风格的先声。正如南宋诗论家张戒的观察,“建安、陶,阮以前,诗专以言志;潘、陆以后,诗专以咏物”。
从史学视野来看,《古诗十九首》展现时势的变迁。春秋战国时期,世世代代、父死子继的宗法分封制和世卿世禄制逐渐衰落,潜隐在社会中下层的大量人才在乱世洪流中脱颖而出。身处大动荡、大变革、大发展的阶层流动时期,“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等理念成了许多士人的坚定信仰。迨至秦汉新立,依靠军功选拔的地主阶层取代世卿世禄的血缘贵族,到了西汉末期甚至演变成为具有强大势力的豪强地主。东汉时期,先秦儒家的大同理想已在王莽变革中宣告破灭,豪强地主正在加速转化为在政治、经济、文化三方面拥有巨大优势的世家大族,一个兼具地主、学者、官僚三重身份的士大夫阶层逐步走上历史舞台。内外战争频发、土地兼并严重、门阀士族渐起、寒族前途晦暗……东汉末年的中下层文人已经很难在信仰崩溃、阶层固化、生活艰难中实现人生理想,正如桓、灵时期的民间《童谣》所唱:“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既然已经陷入信仰和生存的双重危机,文人们将部分注意力从宏观叙事转移到个体生活之上也当是人之常情。换句话说,文人们在诗句当中呈现的享乐态度是一种病态的自我麻醉,是缺乏人生价值实现途径的痛苦沉吟,更是过渡时代安顿失落灵魂的暂时解脱之道。从这个维度上来看,《古诗十九首》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代表性,生动地展现了承平之世转向丧乱之世、经学时代转向玄学时代、皇权政治转向门阀政治之下普通文人的心史。
《光明日报》( 2023年01月09日 13版)
军史教育路上“追光者” ******
党的二十大报告鲜明提出:“加强军史学习教育,繁荣发展强军文化,强化战斗精神培育。” 军史是我军的“家史”,是最好的“教科书”。近10年时间里,武警工程大学军事基础教育学院教员蒲元,几乎把业余时间都投入到同一件事——寻访革命老兵,守护军史记忆。
在蒲元看来,如何从厚重的党史军史中汲取营养,用昨天的故事打动今天的官兵,是开展思想教育的一项重要课题。在他的感召下,一批又一批青年军人加入其中,在触摸历史中获得力量、传承精神。
冬日西安,寒风阵阵,武警工程大学一间教室里却气氛热烈,坐满了慕名前来听课的各专业学员。这堂课是《军事历史》,授课老师正是寻访老兵的志愿者、教员蒲元。
一堂历史课,缘何成为学校的“爆款”?结合寻访老兵经历,蒲元饶有兴致地给大家讲述了自己在陕西省澄城县冯原镇考察壶梯山战役遗址的场景。壶梯山战役是西北野战军南下关中第一战,更是解放大西北的序幕之战。这部分内容是他临时添加的,没有参考作战图和其他资料。只见蒲元胸有成竹地在移动白板上快速手绘了一幅战斗示意图,形象具体,一目了然,赢得学员一片喝彩。
寻访·和时间赛跑
蒲元和老兵结缘,还要从2013年冬天说起。那时,从事军事历史教学的蒲元在撰写一篇有关抗战史的文章。为了搞清一些模糊的史实,他托战友联系上几位健在的八路军、新四军老战士。
这是蒲元第一次与抗战亲历者面对面交流。几位老兵保家卫国、奋勇杀敌的经历让蒲元深受震撼。同时,老兵对后辈的殷殷嘱托让他陷入沉思:“当亲历者芳华不再,谁来留住他们的故事?”寻访和关爱老兵的念头,在他心中悄然萌生,从此扎下根。
之后,蒲元加入当地关爱老兵志愿者队伍,开启漫漫寻访路,并与百名老兵结下不解之缘。
“蒲教员,您在寻访过程中有哪些难忘的经历呢?”台下学员争相发问。
“寻访老兵惠凤财算是我一段比较偶然的经历。”蒲元回答道。2019年五一假期,蒲元应邀赶赴陕西省渭南市参加一位已故抗战老兵的墓碑揭碑仪式。活动中,蒲元身旁坐着一位神态威严、气度不凡的老者。经询问得知,这位名叫惠凤财的老人,竟是从朝鲜战场回来的,曾服役于志愿军第1军第1师第1团3营8连。
活动结束后,蒲元一行人赶忙到惠凤财老兵家中探望。在向蒲元介绍老照片和老物件时,惠凤财的思绪回到多年前的抗美援朝战场。讲到兴致处,只见他随手抄起一根木棍开始演示刺杀动作,一招一式仿佛还是当年的模样。
以往关爱老兵,蒲元和志愿者都会提前准备物资。这次情况特殊,大家身上没带现金,偏僻的村子里也难以采购礼品。情急之下,蒲元想起车里有一个电热水器和一床珊瑚绒被罩,赶忙取来赠予老兵。
中午,老兵家人执意留他们吃了一顿便饭。席间,蒲元听到老兵开心地小声告诉邻居:“今天志愿者来,给我送了慰问品。”蒲元想,让老兵高兴的不是慰问品,而是后辈军人对老兵崇高的敬意。
蒲元在讲台上讲得津津有味,学员在台下听得入神。
在讲到八路军晋察冀军区部队老战士赵魁华时,得知这位老兵参加过著名的黄土岭战斗,学员们无不为之赞叹;在讲到八路军鲁南军区部队老战士曹传芳时,通过播放口述视频,一段段惊险的战斗故事让学员们深受震撼;在讲到八路军太行军区老战士邓永顺时,学员们被老兵救治日军战俘并将其成功感召的经历深深打动……
然而,寻访老兵10年来,蒲元明显感到,亲历战争的革命老兵逝去的速度逐渐加快。“要抢救性挖掘更多老兵的口述历史,这既是对老兵戎马一生的致敬,也是深化军史教育情感认同的重要方式。”蒲元说。
关爱·老兵不孤单
“关爱老兵,不仅仅是日常送生活物资、春节送年货、寿辰送蛋糕鲜花,”蒲元介绍说,“我们还专门设计了一套致敬流程,庄严的仪式让每名接受致敬的老兵及参与的志愿者们都终生难忘。”
“今天,请接受我们全体志愿者最崇高的敬意。当年,日寇入侵,山河变色,是您响应号召,挥泪告别家人,为民族自由而战……历史不容忘记,民族英雄不容忘记!”每次为抗战老兵举行致敬仪式时,蒲元等志愿者都会饱含深情地诵读这段为他们量身定制的致敬词。在激昂的乐曲声中,致敬仪式开始,蒲元为老兵佩戴绶带,宣读致敬词,敬赠“抗战英雄”牌匾和印有老兵照片的纪念挂历,并将一枚特别定制的纪念章别在老兵胸前。
电话询问、初访、致敬仪式、日常探访……蒲元和志愿者们远赴新疆、湖南、四川、山东、河南等地,足迹遍布100多处革命遗址和纪念设施,关爱老兵300余人次,在送去慰问品的同时,更给老兵以精神上的慰藉。
随后,蒲元又向学员们讲述了自己意外寻访到的老兵。
2018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为烈属、军属和退役军人等家庭悬挂光荣牌工作实施办法》,蒲元到社区为岳父登记退役军人信息。他突然想到:“已经登记的人中会不会有抗战老兵呢?”于是,他请求工作人员查询90岁以上的登记者。在键盘的敲击声中,一位名叫樊心孝的高龄老人引起了他的注意。
在与樊心孝的儿子电话交流后,老人抗战老兵的身份得到确认。1944年春夏之交,樊心孝从家乡山西临县参军,被编入八路军第120师,跟着贺龙的部队上了前线。得知这一消息,蒲元激动不已,毕竟像樊心孝这样健在的抗战英雄已经不多了。
然而,更大的意外还在后面。樊心孝的家,竟然就在蒲元岳父家楼下。蒲元感慨道:“相见不相识,真没想到,老兵近在咫尺,抗战历史就在身边。”
蒲元和志愿者来访那日,樊心孝特意让子女帮他找出旧军装,穿戴整齐,端坐在沙发中央。一眼看去,老兵仿佛仍是当年那名英勇的战士。
去年国庆期间,蒲元再次前往西安市长安区,看望一位与人民军队同岁的老兵。
栾绍本,1927年生人,1943年从山东平度入伍,多次参加反“扫荡”作战,后因伤返乡。1946年,栾绍本再次入伍,曾参加孟良崮战役、济南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等。在孟良崮战役中,栾绍本3处负伤倒在血泊中。直到1982年,一枚距离脊椎较近的弹头才从栾绍本身体里取出。
“非常震撼。透过蒲教员的讲述,我们的思绪一下子回到当年那段战火纷飞的岁月,老兵栾绍本的故事让我至今记忆犹新。”毕业学员、现服役于武警安徽总队的张琪说。
传承·同行者渐多
下课铃声响起许久,还有不少学员争相提问:“蒲教员,您做志愿者,花费这么多时间精力,到底图什么?”
在蒲元心目中,关爱老兵是一种自觉行动。除了向老兵送去慰藉和尊重外,他希望收集更多史料,把课上好,把学员教好,这是他的“私心”。
“对老兵的铭记,不仅仅是记下一个个名字,更是借此点亮更多人的心灯。”蒲元所在的教研室承担军事历史课程教学任务,与中国近现代战争史密切相关。他认为,除了宏大的历史叙述和细致的理论讲解外,加入老兵的战斗故事和关爱老兵的心路历程,不仅可以提升授课的代入感,还能让青年学员沉浸在英雄的事迹里,感受军人的血性胆气。
为更好地弘扬革命传统,蒲元精心打造“英雄·从战场走来”专题讲座,多次应邀到政府部门、部队、学校宣讲,让更多人触摸有温度的战斗历史。
令蒲元难忘的是一次与中学生的交流。
2019年10月,蒲元应邀为西安市高新一中沣东中学新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此前,蒲元从未走进中学校园开展宣讲。他担心的是,孩子们能不能接受战争的残酷,能不能真正感悟到抗战的精神力量。
蒲元试图调整课件和教案,但这种尝试很快失败了。因为“英雄”两个字的背后,必然与坚韧、奉献乃至牺牲紧密相连,任何人为的割裂和掩饰都会失真。这样的讲座,又怎能打动人心?
带着忐忑的心情,蒲元开始授课,现场900多名中学生的反应完全出乎他的预料。学生们倾听的神态、专注的眼神,很快让蒲元打消了顾虑。随着故事的深入,全场师生仿佛和英雄前辈们同在战场:感伤时,全场静谧无声,不少学生眼角噙满泪水;感动时,掌声像雷鸣般响起。
把课堂延伸到社会,把教育贯穿到课外,引导学员亲身参与关爱老兵公益活动,是蒲元近年来努力的方向。
在蒲元的带动下,毕业学员在走上一线带兵岗位的同时,关爱老兵的脚步从未停歇:毕业学员张琪在老家河南商丘寻访抗战老兵徐永振,为老兵送去节日问候;学员殷婧璇毕业后分配到武警山东总队,与战友一同看望八路军老兵梁金发;学员卢旦晨毕业后分配到武警江西总队,她把一位新四军老兵请到总队,为新入伍的战士作报告……
“我会一直坚持下去。”蒲元说,虽然每次的致敬仪式都很短,但崇尚英雄、学习英雄、关爱英雄的故事才刚刚开始。(董浩田 李 智 本报记者 单慧粉 解放军报)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